从两个图谱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化和升级版，是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星盘、指南针、行动令和愿景图，是中国之治宏观顶层设计的历史丰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模式的制度图谱日趋系统，而且使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图谱愈加完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有助增强制度自信，而且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全新境界。

中国之治的制度图谱日趋系统，回答了“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凡治国，必先定其制。在文明的结构中，制度文明反映和体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直接规定并影响其他文明维度的深度与广度，正所谓：社会变迁，必合于律吕。制度前进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大会的鲜明主题。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通过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宏观顶层设计，使国家的治理体系日趋系统完备、不断科学规范、愈加运行有效的过程。所谓“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代性能力不断获取并逐渐强化的过程。其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体现国家的制度设计能力，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贯彻治理体系的执行能力。设计能力最终要通过执行能力来体现，制度的威力和效力归根结底要通过执行方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定内含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本诉求，两者是同向同行的有机统一体。如果长期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的风险，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就不能从纸上走到路上。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入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解题”阶段。从“入题”到“解题”，既恰逢其时又具备充分的条件，既“动善时”又“事善能”。

所谓“动善时”，是指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下，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一步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运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来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

所谓“事善能”，是指从过去完成时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呈现出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已经展示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各民族一律平等、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创新、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一国两制、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等，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以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内的13项制度建设的实践路径，使中国之治的制度图谱更加系统。

结构折射关系，结构决定功能。综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度图谱的结构，其特点清晰可见：首先，借用恩格斯的“合力论”，可以把13项制度视为创造历史的互相交错的力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所释放出来的制度之光，集中投射到一个历史定点上，就形成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力。其次，就13项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其中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具有首位性、根本性和统领性，而且贯通于其他制度体系中。最后，13项制度基于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的理论和实践定力，从内政外交等不同层面系统地回答了“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完善什么、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课题，不仅指明了制度建设的前进方向，而且提出了制度建设的工作要求。如果说，“动善时”和“事善能”是从“为什么解题”的层面回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以必要”的问题，那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是从“怎么样解题”的角度回答了“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图谱愈加完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大家族的新成员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这样的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时代之问。围绕这样的时代之问，仁人志士进行不懈探索。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是对器物现代化的探索，之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对制度现代化的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深入至心性层面。由于变迁的单向性和片面性，使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逡巡曲折、屡屡受挫。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的目标历经不断动态调适过程，主要有：“一化三改”，即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提出将中国现代化的总布局由“三位一体”延展至“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现代化为旨归，“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将中国现代化的总布局由“四位一体”扩展至“五位一体”；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系统论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包括：陆海空三军的现代化、战略支援部队的现代化和火箭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布局，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系统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把这一全新的现代化维度具体化。可以说，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隆重出场和不断实践，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图谱才愈加完整。

借用系统论研究方法，如果将中国现代化视为宏观的母系统，那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该母系统新增容的子系统，是中国现代化大家族的新成员。现代化既是系统工程，又是互牵互制的变革过程。在现代化的演进及提升过程中，现代化诸层面之间既相互交织制约，又互为前提因果，需要综合演变和协调发展。某一层面的长期超前或滞后，都可能导致现代化变革的失调或失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扩展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领域和实践范畴，而且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更具多维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景性的现代化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现代化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大合奏，只有现代化的不同维度协同发力和联动推进，才能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群集效应。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层次的现代化维度。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从制度文明所具有的艰巨性的角度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慨叹：“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见，“难啃的硬骨头”就是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已经步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意味着中国的曲折的现代化实践终于找到需要建设的现代化之“源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贯通型的现代化维度。政治、经济、生态、军事等其它维度的现代化，都既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又有赖于治理能力现代化。换言之，任何一个维度的现代化的探索，都需要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需要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有鉴于此，《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入口，是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必由之路。

地位决定定位，定位折射价值。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由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未来预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描绘出一幅“三步走”的制度设计的宏伟愿景图：“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三步走”宏伟愿景图，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彼此呈明显的对应关系：其中，第一步对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对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第三步对应建成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现代性标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之间所存在的如此肯綮相连的对应关系，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堪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保障。

(作者为黑龙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