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

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 胡振荣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回顾和重温这段历史，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泛动员湖南民众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抗敌御侮、保国灭寇的辉煌篇章。

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高举抗日旗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立即发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议和宣言，宣布对日作战。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积极响应，闻风而动。湘鄂西省委发出对日宣战问题告全体同志书，要求“立刻实现对日宣战”。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通过《准备对日宣战的决议》，号召各级苏维埃应将对日宣战的意义尽量传达到群众中去，开展对日武装斗争。湖南人民同仇敌忾，全省各地陆续举行游行示威，开展对日斗争。湖南青年反日铁血救国团发起成立不到3天，长沙应征青年就达200余人。工人纷纷筹建抗日敢死队奔赴前线。“廖女士别夫从征”在神州大地广为传颂。

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回湘的数百名学生中的一批共产党员，汇合坚持在白区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被迫转移入湘的共产党员，自觉扛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长沙为中心，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在工人、店员和学生中建立半秘密的青年读书会，介绍抗战救亡书籍，抵制奴化教育，深入到部队机关、工会组织中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各界筹组抗日团体，演唱《救亡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排演《我们的故乡》《雷雨》等抗日话剧。抗日救亡运动持续6年之久，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

湖南边界各苏区掀起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救亡运动。湘鄂赣省委决定加强反帝运动，举行武装游行大示威，省内各县、区、乡组织宣传队或新剧讲演团深入群众“作极广泛的反帝宣传”，每家门上都高悬一面“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旗帜。湘鄂西省总工会发出紧急通告，除了动员各级工会组织募捐队、宣传队外，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募捐援助上海工人罢工，动员组织广大失业工人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政治决议案草案》中提出“从物质上，精神上帮助开展白区反帝斗争”。

坚定促成和维护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其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结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大力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很快营造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秘密建立，立即成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处于地下状态的省工委和公开活动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相互配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1938年10月，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任主任，徐特立、任作民等为委员，标志着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的黄金的发展和上涨时期”。

长期在湖南及边界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积极慎重地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编开赴前线抗日。1938年1月，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陈毅任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共1100余人;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段焕竞任大队长，刘培善任政委，共300余人;湘南红军游击队分别组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共300余人;湘粤赣游击支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红军游击队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奔赴抗日战场，显示了共产党人和红军的抗战决心和英雄形象。

发动民众掀起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有力指导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活动。省(工)委借助张治中组织的湖南抗日统一动员委员会，或直接通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进步人士成立救亡团体，指导它们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全省各级党组织指导20多个县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县分队，领导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开展遍及城乡的救亡歌曲演唱活动。他们深入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国民党军队驻地等，热情教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令人感动振奋。

省(工)委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创办报刊书社，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工作。自1938年2月开始，湖南各级党组织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所创办的报纸、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三湘大地，仅长沙市就有《湘流》等30多种报刊。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抗战日报》更是行销全省，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抗战报纸。全省新增书局书店316家，中华书局等外地书店纷纷在湖南设立销售点。这些报刊书社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将党的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为动员民众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积极创办战时学校培养抗日骨干。1938年3月，省工委在平江开办党员短训班，培训县以上党员干部30多人，后在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7期，培训区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创办或掌握的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中，以华容东山战时中学、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和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影响较大。这些抗日骨干穿梭于三湘四水，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省各级党组织的影响推动下，湖南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战略物资，而且为救护伤兵、接济难民等提供了坚强后盾。1938年抗战周年纪念献金活动，全省募集献金29.7万余元，安置抗日伤兵10万余人。长沙市商会发起的捐献“湘商号”飞机活动，全省捐机款逾700万元，可购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在正面作战承受自身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湖南除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外，还不时调出粮棉等接济邻省需求。三湘子弟更是踊跃参军参战，全民族抗战期间，只有3000万人的湖南，征募兵员210多万，总人数仅次于四川，平均每15个湖南人中有1人参军，居全国之首。

带领人民夺取抗战在湖南的最后胜利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进行了22次大的会战，其中6次发生在湖南。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湖南人民舍生忘死地参与到大会战中，组成侦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宣传队和慰劳队，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大批民众和地方武装直接参战。在常德会战中，地下党员潘哲夫建立的“湘鄂西边区抗日游击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阻击日军的入侵;在衡阳会战中，“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者，达3174名”。在湘西会战中，地下党员萧健阶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多次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潇湘大地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天堑，最后不得不在芷江乞降。

在沦陷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还积极组织游击武装开展对日斗争。湘北是湖南沦陷最早、人民受蹂躏时间最长的地区。1938年11月，临湘、岳阳等地就出现了受共产党影响而建立的抗日武装。中共湘鄂赣特委组织的两支游击队，人数达千人以上;“湘鄂西边区抗日游击纵队”发展到3000余人。抗战期间，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数百支游击队和近6万人的自卫队，活跃在湘北、湘东、湘中、湘南等沦陷区，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护当地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新四军和八路军挺进湖南沦陷区，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11月，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跃过长江，开辟了以桃花山为中心的石(首)公(安)华(容)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后期湖南境内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5年3月，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共5000余人入湘，艰苦转战半年，战斗足迹遍及19个县市，在平江、岳阳、临湘、湘阴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